转载自美篇谢奕专栏
这是去年年底本人在中山大学一次讲座内容，本来一直不想发。但舆论界的现状、专业釆编人员的流失，都使行业内人不得不更深切去直面这些难免“得罪”人的问题：靠“删帖”的传统管理方式还有效吗？专业化媒体有存在必要吗?什么才是社交媒体时代专业的釆编人才？如果专业人才大批流失，“党媒”还能有什么影响力？······有些具体的话难免刺耳，会有人不喜欢，但是，身为体制内支持改革的专业人士，衷心希望党的新闻事业与时俱进，作为业务探讨，权当抛砖引玉，是故，今天还是全文发出，欢迎拍砖批评——谢奕（广州日报副总编辑）
今天希望在原有思考基础上，重点围绕新闻业未来“事业化体制和专业化生产”的设想，再谈谈我的认识。在座都是全国媒体的中高层，很多问题比我更有认识。在媒体融合的困难、挑战与前景这一问题上，我是一个谨慎乐观主义者，“身在阴沟，也要仰望星空”。这种乐观，并不是幻想我们未来能继续像前20年高利润高歌猛进。这种乐观，来自于接受现实，清醒地看到我们盈利模式的变化，商业模式和生产能力的变化，明确我们的使命并利用好现有资源。
一、传统媒体转型与发展中的问题
在这样的基调之下，我想围绕当下媒体发展的现状、转型的困难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几个问题并谈谈我的思考。
第一，当下网络媒体、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人都有话筒，企业、政府有话筒，意见领袖、群众也有话筒。这样一个新的媒介生态给媒体的经营管理，行业本身以及舆论环境带来了什么变化？
第二，在目前的自媒体时代，还有没有必要存在职业化的媒体或是职业化的内容生产机构？
第三，传统的管理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禁令、管制，包括每个人都感受到的报道上的很多具体的限制、管理，在目前的情况下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它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影响整个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这个问题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如果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无助于我们社会保持稳定和进步；但如果纯粹是西方式的或者是市场化的机制，跟中国的国情也是不相符的。
第四，探讨媒体融合，既要面对读者流失的问题，也要面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难以为继。商业模式在当下的生态中需要怎样应变？在各个集团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在报业人才流失的现状下，采取怎样的方法维系好我们的队伍？保留优秀人才，甚至吸引更多年轻优秀人才的加入？
第五，除了目前几个现有的报社生存模式外（像《人民日报》完全的财政拨款，中央一拨就是30亿50亿），还有哪些生存模式可供探讨？是不是所谓的“都市报该死就让他死掉”？我个人认为这对保持政府跟群众之间良好的沟通以及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但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管理机制？
第六，回到媒体机构自身，在新媒体生态下，原来所谓内容的专业性是否应该被继续坚守？或者进一步追问，原来的内容究竟有没有专业性？我们现有的新闻生产流程和采编模式应该进行怎样的改变？
二、综合性媒体发展中存在的误区
以上是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下面谈谈当下综合性媒体发展上存在的几个误区：
首先，企图仅依靠各种营销手段增加订阅/粉丝量，放弃了对信息资源、内容调查等核心竞争力的追求。
我以前在《足球报》做了十几年，最后做了《足球报》的总编辑。在市场竞争和深度内容挖掘等专业能力方面，较体育和财经媒体，大部分的综合性媒体都未能达到这些专业类媒体当年的程度与水平。而对信息资源的争夺，对内容深度的挖掘恰恰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现在大部分的综合性媒体的记者依靠跟某条线上的一些部委联系的通讯员做新闻。依靠跟这些单位的联系，新闻发布会，通讯员来稿，重要节点的报道做内容，当然也会做一些专稿或者是特稿。但与行业内部并没有深入的联系，进而缺乏行业内核心的人脉资源，没有打入到“敌人”内部，因此也挖掘不到重要的内幕消息。
相反，以《足球报》为例，多年前对深度的竞争就开始了：一场比赛电视上已经转播了，新闻发布会也发布了，大家都在电视上看了。报纸写什么好？明天要见稿，十个版填什么？所以体育媒体间的竞争，最后都是对信息资源的争夺。千方百计跟球员、教练，跟所有环节的相关人士建立密切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真正的专业记者根本不需要赛后跑新闻发布会，而是挨个打给教练，球员，手机跟他们聊，聊最深入，最一线的东西。这样一番，写出来的新闻才能有在电视上，网络上看不到的东西。
包括专家的稿件，《足球报》会向一些大家熟知的业内人士（如历任中国队教练）约稿，请他们写连载，写自己的心得和经历。这些是读者会觉得非常内幕也非常解渴的东西。另外还有大量的作者来自于网络（如某些论坛上对意甲、英超，对某一个联赛如痴如醉的资深球迷，当然，文笔也得很好）。这和现在讲的社群经济、粉丝经济完全是一个道理。当时约了很多人，有的一开始连真名都不知道（比如有一个作者网名叫“背后一枪”，他写的东西球迷都比较喜欢）。
讲到财经媒体，吴晓波上星期那篇“敢死队尤在，特种兵已死”引起很大反应。很多财经媒体的从业人员奋起反击说：你的“10万+”全是网上的摘抄，真正好的东西，都是我们专业财经媒体做出来的。我觉得他们说得也对。财经媒体就是有这个侦查能力，能把很多公司的资本背景，来龙去脉，各种弯弯曲曲像商业侦探一样调查出来，这绝对是核心的能力。相反如果让一个晚报或日报的记者拿一篇关于万科的一万字的报道出来，我觉得是拿不出来的。（最近发现《财经》开始收费了，关于万科的报道，手机登录，缴块年费才能看到。我觉得很吃惊，但可能这种尝试是对的，起码这一招是很领先的。）
从竞争的角度回头看，传统媒体特别是综合性媒体做内容的空间非常大。如果有了上述的能力，读者自然会被吸引过来。为什么《纽约时报》，《金融时报》中文版能够收费？我觉得关键还在于他们的资讯把大家吸引过去，靠内容的服务吸引读者，而不是靠抽奖、红包等营销。
其次，在媒体的转型上视技术、新媒体平台为救命稻草，却始终不愿在内容的生产模式、人才的培养上下苦功，老以为自己内容已经多好，总想着如果多几个好的技术手段就能做到媒体融合了，“我缺的是这些而已”，“我的内容本来就很牛了”，很多传统媒体还存在这种误区。另外，对传统媒体转型的支持方式，很多也仅停留在拨款。几千万，拨到某个集团用来买硬件，买设备，希望以此来增强技术能力，但是在整个机制上，生产流程上有多少变化？我觉得其实是很大的问题。包括营销，我们现在好的一些媒体，包括都市化媒体的广告已经进步到为客户做策划，但也还有相当的广告经营部门，仍停留在卖版面，谈折扣，没有更整体的可以营销的东西。
再次，有钱，但不愿在以新媒体为依托的内容传播，人才培养和盈利模式等报业集团的主业上进行投入和探索。
其实，国内很多报业集团不是没钱，不是无法生存，就我了解，大部分的报业集团都不愁生存问题，他们有大量的资产（大楼、物业、金融），甚至有些好的像浙报大众河南报业集团，他们来自报纸之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愿意在新媒体的探索，内容的传播方面做一些尝试，交一些学费，我觉得是可有作为的。但是即使手里有钱，有资产，觉得认为新媒体就是烧钱的没有盈利模式的业务，是吃力不讨好的业务，不愿意为此投资，不愿意在人才、考核等机制上做投入，我觉得这其实也对不起国家给你这么多资源。这么多资源，仅仅是让你赚钱的吗？不是，是希望媒体能更好地成为社情民意的沟通渠道，是一个使命。从这个角度讲，即使手里有钱，有资产，报业集团也应该用在主业上。
最后，对“主力记者”的理解故步不前，忽略了媒体在城市、国家治理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对“主力记者”或者是“报社主笔”作用的忽视，我觉得这十几年在恶化。一些都市类媒体觉得会跑现场的、揭黑的报道，会跑敢死队报道的才是主力记者，而往往忽略了写政府中心工作，城市社会治理中重大问题的这些写大稿记者的培养。
我们80年代从新闻系毕业去到报社的时候，像《人民日报》《中青报》、新华社、《羊城晚报》等，都有几个我们觉得很强的主力记者。他们的强体现在哪？文笔就不用讲了，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够从地方、城市或者行业大局上剖析很多问题，写出很多经典有分量的报道。是传统意义上的名记者。现在这样的名记者，中央级媒体可能还有一些，但是地方综合性媒体，我觉得是需要加强的。如果我们不重视这方面的建设，将很难在我们的队伍里找到适应城市治理，政府传播需要的记者。
三、对媒体转型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回应与反思
上周五，习总书记在《解放军报》视察时候的讲话，作为媒体人一定要认真看。跟他年的“讲话”比较，我的解读是，他对新闻传播的认识，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行业发展的认识，到了新的层面。“讲话”概括下来就是四个字“媒体融合”，年轻读者在哪里，我们就要到哪里，用多种传播手段与战略占领新的传播领域；而最近在《解放军报》讲的，则是媒体融合基础上的“内容创新”，这不仅仅要围绕多种手段，突破传统的图文这一传播形式，更重要的是实现内容生产的创新，这一点跟我过去一年很多的思考是一致的。传统媒体最核心的东西要怎样适应新媒体最核心的东西？确实离不开内容创新。在新的方向上做一些思考，应该会有新的收获。
下面，我想具体围绕前面提到的六个问题做一些我的解读。
（一）、敢于面对目前媒体现实的问题。无论是政府管理的相关人员，还是媒体的领导层、决策层，都有必要对现在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新的根本性特点有一些认识。有了这些认识，我们整个管理的方式，做内容的方式以及传播方式才能有新的应变。否则，用马车时代的方式管理现代汽车交通，碰壁是必然的。新媒体背景下的传播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是传播过程的失控。过去很多话题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播出去了，传播基本就完成了。而现在大家都知道，整个传播的过程在微博、北京白癜风医院哈尔滨治疗白癜风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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